1

2014年，我从父亲手里接下业务，成了天扬公司的一名供应商。天扬是本地开发区最大的企业之一，经营服装制造和销售。公司有3栋楼，一栋做行政用途，另两栋是制造工厂。

厂房第一层是底仓，从南门一直通到北门，推拉门一开一关，来料和出品都很方便。这里也是最热闹的地方，人来人往，领料的、对账的、从外面溜进来推销的，有时会排起长队。要是仓管员发错了材料，巴巴地喊车间来换，数目重新核对后，双方难免扯皮。若是流水线上出了纰漏，比如毛皮烫了、卷了，胶水使多了，线长就会来底仓，求仓管员“施舍”一点零头补上。

底仓的各个区域用草绿色的铁丝网隔断出来，职员们的工位一溜儿排开，琴姐坐在最里头。单从外表，很难看出她其实是一个普通职员——底仓的女职员大多穿灰色工装，讲话风风火火，虎里虎气，一看就是厂妹；穿着稍微正式些的，手上的键盘从早敲到晚，一脸倦容，显然也不是领导——只有坐在最里头的琴姐，穿西装套裙，化着淡妆，腰板挺得笔直，她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又有一副从容姿态，一股子“幕后金主”的气质隐约透出来。

那时我初出茅庐，待人接物都很生涩，早听同行说天扬的老板娘姓沈，年纪不大却事必躬亲，时常在车间来回巡视，万一碰上了，一定得小心谨慎，要是被她抓住尾巴，生意就泡汤了。

第一次看到琴姐，我还暗自庆幸自己眼色利落，腆着脸凑上去，左一句“老板娘”，右一句“沈总”，叫得十分亲热。

她不怎么搭理我，我只好没话找话，一会儿问公司效益怎么样，一会儿又问她爱不爱吃海鲜：“我家亲戚跑了多年渔船，海货板正得很，我下回送点儿黄鱼过来。”

“我不是老板娘，只是个普通员工。”她摇摇头。

我脑子一下没转过弯儿，不自觉地把这话当成了自谦，喊得更上头了。旁边的女会计看看我，似笑非笑，之后探过身子拍拍琴姐的肩膀，笑得很放肆：“你就别欺负他了！”又转头对我说：“我刚来的时候，也把她当成老板娘哩。”

琴姐“扑哧”笑了：“我不是老板娘，你要是送野生大黄鱼过来，我倒不介意。”

原来，琴姐只是底仓的仓管员，负责清点、核对供应商送来的物料，签字确认什么的。闹了个大乌龙，我抓抓头发，脸一直红到了耳根。

本地开发区的治安向来不错，天扬公司的老板只请了个老头看大门，一直平平安安。不料在2016年底，发生了一场风波。

一天中午，底仓职员小叶在家和未婚夫吵了一架，到了上班的点，未婚夫一路尾随她到了公司。那男人喝了酒，闯进底仓撒酒疯，一脚踢翻了文件柜，把单据和资料弄得满地都是，又将小叶堵在角落里，两人厮打在一起。

保安亭里钢叉、钢盔什么装备都有，但门卫老头大白天睡觉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服装公司又以女性员工居多，底仓更是连一个男职员都没有，围观的女人们都慌了神，哆哆嗦嗦地不敢动弹。

这时，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琴姐挺身而出，她是东北人，个子却小小的，看上去一阵风都能把她吹倒。但她气场强大，先用锐利的眼神盯住男人，将小叶护在身后，从容地打电话报警。

双方僵持了一会儿，终于惊动了行政楼的董事长，他带着一帮男员工涌进底仓，那男人才灰溜溜地离开。

事后，天扬公司换掉了看门的大爷，雇了两个年轻力壮的保安。

我问琴姐，当时为啥不害怕。琴姐就叹气说，没人出面，她只能硬着头皮顶上去了。

2

几个月后，另一个供应商吴大姐很惋惜地告诉我们，小叶和未婚夫结婚了。本来未婚夫这样一闹，小叶决意分手，可娘家人却劝住了她。婚后，小叶让男人打得流产，精神也出了问题。听说终日躲在房间里，再也没有办法出门。

小叶是个很和善的姑娘。天扬公司有一位后勤杂工，是个哑巴，他衣着很寒酸，整天灰尘扑扑地搞废料清运，遇上人就“呀哇呀哇”地叫，谁见了他都躲着走。哑巴是计时工，干满一周就来底仓打单子，再去财务那里领工资。在底仓的一帮女职员里，只有小叶不嫌他脏，还怕他找不到出纳，有时会亲自领他去行政楼。哑巴也念她的好，特地从老家带土特产板鸭、腊肉、装在瓶瓶罐罐里的香油，一定要送到小叶手里。这是独一份，别人没有。

这么好的姑娘落得如此下场，与小叶共事多年的琴姐气得全身发抖，几乎掉下泪来：“我早说过，女人的心要狠一点，小叶太软弱了！狗改不了吃屎，那种撒酒泼的男人当断就断，绝对不能心软。”

琴姐吸吸鼻子，心情极坏：“女人一心软，就完蛋了。”

两年过去，我和琴姐已经混熟，就开玩笑说，琴姐肯定有故事。谁知琴姐顿时变了脸色，幽幽地看我一眼，没再说话。

一天下午，我去天扬公司办事，临走经过底仓，琴姐意外地叫住了我。她把我拉到一个堆放成品的仓储室，神秘兮兮地开口：“小弟，你是个好人，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”她盯着我，迟疑了半晌，看起来很纠结，终于吞吞吐吐地问：“你跟行政楼的涂老师很熟吧？”

她说的涂老师是天扬的人事副总，原先当过中学教师。他平日里高高在上，极少下车间，底仓的职员很少有认得他的。我经常跑行政楼，倒是能跟他说上几句话。

“帮我问件事儿呗。”她盯着我看，又伸直了脖子看向门外，确认周围没有第三对耳朵，“小弟，厂里要选‘管理’，我也想试试。”

“去呗，这是好事啊。”我点点头，心底更加好奇了。

“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涂老师，咱们公司选‘管理’的时候，查不查背景呀？”琴姐的声音依旧压得很低，看来这件事压在她心里很久了。

我问她什么是“背景”，她说就是“公安案底”之类的东西。之前她在江苏上过班，那边的公司一般不限制基层员工的背景，不过在升职时是要做背景调查的。

我看看她，她也看着我，从她脸上微妙的表情里，我了解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。

“查个鬼，就天扬？还查案底？”我直摇头，笃定地说，“市区那边我不清楚，但开发区没有这种规矩的。”

本地治安不错，开发区的人员流动也不算频繁，换来换去都是那几拨，我从没听说过哪家公司要搞员工背景调查。听我这么说，琴姐似乎一下子就放松了，她点点头，轻轻说谢谢。

我悄悄地说：“琴姐，幸好你问的是我，没有找我爸。”

琴姐抿着嘴笑：“我可不敢找你爸，怕是要把我坑了。”

我哈哈大笑，琴姐看人倒是很准的。我爸是个彻头彻尾的商人，当面一套，背后又有一套。当年天扬有个外聘的欧经理，贵州人。老欧主政天扬时，我爸与他称兄道弟，可劲儿巴结。他父母从老家过来时，我爸先一步将二老接到宾馆，陪吃陪喝陪旅游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大红包一个连着一个。后来老欧跳槽去了一家资产管理公司，换了行业，失去了利益交换的机会，我爸就冷了脸。

现在，他还常把那套“歪理”灌输给我：“那帮外省的，指不定干过什么，谁知道好人坏人呢？有利益纠葛的时候，咱们巴结一下。要是失了势，那只好让他见鬼去了。”

3

没过多久，琴姐升职了。

这种事在开发区的企业里是很少见的。如今招工问题成了“老大难”，不少企业更愿意将管理岗当作一种福利，奖励那些带人进厂的“老乡头”。天扬公司里没几个东北人，琴姐一无文凭，二无人脉，居然奇迹般地晋升到了管理岗。

她的工牌换成了蓝底，比白底的仓管员高了一级，工资也翻了一番，还能进食堂的二楼小餐厅吃饭了。不过，她的工作地点仍然在底仓，外人难以想象她平日的工作量有多大。

我向涂老师打听，原来他这么安排，是存了另一层心思：琴姐能力出众，偌大的仓库让她管理得井井有条，如果陡然换个新人，多半撑不住。那就干脆给她加把担子，既管仓库又参与生产计划的制定，一个人当两个人用，升职也是笼络她。

一个公司里，下层职员是基石，那掌握实权的中层管理就是老板的“触角”。逢年过节，供应商总要给他们送点小礼物，平日一个电话，随叫随到，为的就是多攒下几份人情，旺季抢订单会容易许多。县官不如“现管”，琴姐的职位变了，我们打交道的机会就更多了。

第二年冬天，琴姐说她要回趟东北老家，拜托我开车送她。临上车时，她说先得去接一个叫小喜的朋友，那位朋友想送她。

小喜住一家东北饺子馆的楼上，在镇街的中心位置。她看着三十七八岁，个子高高的，扎个简单的马尾，很清爽，人一上车就打量我，问我是干什么的，我说我是琴姐的同事。

小喜善谈，说自己跟人合伙开了一家饺子馆，老公管后厨，属于“技术入股”，年底有分红，他们夫妻尽心尽力，很勤勉。我说自己爱吃饺子，韭菜鸡蛋、猪肉大葱，什么口味都能接受。小喜很高兴，说南方人爱吃饺子的不多：“有空上我们店里吃饺子，给你包酸菜馅的。自家做的酸菜，和店里用的不一样。店里用的是市场买的成品，剁吧剁吧就完事，没有自个儿做的香。”

我们在前排胡侃，琴姐坐在后面一言不发。小喜告诉我，琴姐当年赚了很多钱，如今却连车都没有，语气很是惋惜。琴姐不乐意了，拍拍小喜的肩膀：“你扯些什么玩意儿，别乱说。”

小喜乖乖住嘴。回程路上，我问小喜，琴姐以前究竟是干什么的。小喜来了兴致，洋洋洒洒说了一大堆。

琴姐年轻时跟了一个社会大哥，他俩从小认识，算是青梅竹马。后来大哥开了一家公司，做的行当不怎么正派，因为放贷伤人、寻衅滋事，后来被判重罪，刑期两位数。

毕竟是自家生意，琴姐只能接过丈夫的担子，想把剩下的旧账和资金给圆回来。当然，期间触碰过法律的灰色地带，结果自己也进去了，在牢里蹲了1年多。刑满释放后，只有30岁的琴姐抛掉一切，决定南下讨生活。

“她爸妈都气出病了，养了好些年。琴姐一回去，他们老用话挤兑她，说得很难听，搞到后头琴姐两三年才回一趟，住两天就走。”小喜说，“琴姐还不许我提。有啥好瞒的，重新做人就是了。”

“当过大姐头的人，怪不得，怪不得。”我想起小叶那桩子事——琴姐瘦瘦小小，光靠自身气势吓住了一个大男人，果然有两把刷子。

“她没干过什么坏事儿。”小喜说。

我光顾开车，没往心里去，没有回应。

“你别不信，我姐她真不是坏人。”小喜将沉默当成否定，特地转过头解释。

我点点头，说自己没有评价他人善恶的习惯，琴姐是我的朋友，这就足够了。

小喜不信，气呼呼地往后靠，车里的气氛闹得很僵。我有点坐立不安。一直将车开到饺子馆才松了口气。小喜下车，“啪”地一下甩门，吓了我一大跳。

4

琴姐升职后，手里有了一点儿特权。她的工位旁边多了一圈铁丝网，面积扩充了不少，再挂上一把独立的小锁，忙里偷闲的时候，没人敢拿颜色瞧她。

小喜有时会来天扬坐一坐，带半份饺子，一些零嘴。她心大，时不时会用她那正宗碴子味儿的口音，透露一些消息。

她说琴姐之所以来南方，是想重新开始。她的第二任丈夫是在南方找的，姓陆，苏北籍贯，两人认识了没几个月就闪婚了。婚后没多久，两人有了一个儿子，接着又有了一个女儿。

我十分好奇，问小喜，在浙江的东北人多吗？她说多倒是不多，但东北人自来熟，又爱唠嗑，很容易形成“老乡效应”。从铁岭来的有一帮，“根据地”是市区的某家浴场；从葫芦岛来的又有一帮，“根据地”选在东北菜馆；她的同乡则集中在开发区附近的几家饺子馆里……

听我们吹牛，琴姐偶尔会插几句话：“中国很大，东北人在外的圈子却很小。”她说普通话，据说是刻意练习过的，一点东北口音都没有。

仓库没有闲人的时候，她们会讨论一些比较隐私的话题，比如琴姐的文身。

琴姐身上的文身不多，显眼的只有两处。一处在脖颈后，一处在手背。前夫还没被判刑的时候，她文身是为了好玩，好看。等她后来在前夫的公司挑起大梁，手背上的那一排字母，则有了实际意义。

“上门讨债，看起来总要有点威慑力。”琴姐少见地谈及过去的生活。

我脑海里浮现出古惑仔当街火并的情景，羡慕地说那一定很***：“在工厂上班多无聊呀。”

琴姐瞪了我一眼，说：“哪有那么威风？真正的马仔只有两三个，其他的全靠临时雇佣。钱到位了，人也到位了。要论生活，还是上班的日子安逸多了。”

琴姐说放贷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讨债也是门技术活。一怕债主***，那就摊上大事了；二怕公安上门，铁拳砸下来，多大的摊子都稀烂。那些所谓的“***大哥”，也只是在城市的犄角旮旯里讨食的人罢了。

总之，那两年做“大姐头”，琴姐没睡过一个安稳觉。

现在，琴姐想洗掉那些文身：“那个王八蛋，胡扯什么中草药贴，纯天然没有毒副作用。结果呢，是腐蚀性的草药，贴上之后痛得要命，跟酸洗没多大区别。”

她咬牙切齿地将脖子上的小红花指给我看，原先的图案已经模糊，只留下一团红色的烂肉，像是一块被烫伤的皮肤：“文身是洗掉了，这块皮也废了。”

她又将衣角挽起来，我才这知道她侧腰处有一朵精巧的花，像是梅花。表皮红红的，也留了一道丑陋的疤。她把衣角挽高了，露出了一大块雪白的腹部，片刻后，她似乎反应过来，“呀”地捂住嘴，白了我一眼。我迅速移开目光，十分尴尬。

“身上的倒是无所谓，只有手腕那里没洗过了。这回必须小心点儿，可不能再信那些文身师的鬼话了。”琴姐撇撇嘴，主动转开了话题，我接话说可以去医科大附院的皮肤科，水平要高得多。

“我听网上说，哪怕最好的激光洗，请最好的医生，还不一定能洗干净，总要留一点痕迹。”她叹口气，露出一副怅然若失的表情，“这种痕迹不是普通的伤口，懂行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

我说如今文身已经成了风潮，年轻人在肩膀上纹一朵小花，手腕上弄两行字母，都是很平常的事情。

琴姐摇摇头，说她洗文身是为了孩子。前段时间，她儿子转去了一所私立寄宿制的小学，她的压力顷刻放大了好几倍。这所私立学校去年高中部出了两个清华，小学部的学费跟着水涨船高，想进去的人挤破了头。为了让孩子读书，琴姐找天扬的老板娘帮忙，沈总也仗义，动用了自己的关系，前前后后颇费了一番工夫。

私立学校的家长们卧虎藏龙，条件都不错，周五去接孩子，校门口全是豪车。他们对孩子的要求也高，“家委会”又是办读书会，又是办游学，还自发组织老师补课，翻印各种补习资料。

“奥数、作文、逻辑思维，有些课的名字我听都没听过。”琴姐叹了一口气。

我明白琴姐的担心。她经济实力一般，儿子是外省籍的插班生，成绩也普通，要是让其他家长看见自己脖子上的小花，手腕上的字母，恐怕要炸开锅，说不准孩子都要被同学孤立。

“您想得太远了，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。”我劝她放宽心，她皱起眉头，不说话了。

琴姐洗文身留下的疤，不仅在脖颈、侧腰，还在她的心里。

5

后来我才知道，琴姐早就对自己的后半生做了长远规划。

服装工厂分淡旺季，闲下来的时候，厂里只开基本工资，忙起来的时候，四脚朝天。时间就是订单，就是白花花的钞票，老板恨不得让流水线两班倒，上足24小时。偶尔遇到返工、剪毛之类的杂活，就要找外面的加工点帮忙。

除了上班，琴姐又到外头租了一间小房子，做加工之类的小活。她雇了两个熟练的老工人，将公司的单子派到自己手里，算是分一点汤喝。

有一回，她请我帮忙，将天扬的半成品送到那家小加工点去。我进了小出租屋，随意一瞥，就撞见了熟人——那个叼着烟卷在机台上忙活的工人，不是天扬的张大头吗？

我和张大头是老相识了。他是个有名的烟鬼，一天要抽掉三四包“雄狮”，熏出了一口墨似的牙。后来我听说他肺出了问题，回老家治病了。两年不见，怎么到这里了？

张大头见到我很紧张，支支吾吾地说不出话来。我心下了然，他大概是怕我会透风给天扬的管理层——天扬是大厂，对员工派私活抓得很厉害，发现就辞退。

我说我是琴姐叫来帮忙的，他才松了口气。张大头说琴姐给了他一份不错的工资，比天扬高七八百块，他就过来了，已经一年有余。

“阿琴这个人呐，真拼命。6点起床，她总要先来这里晃一圈，开了门，理一理货，接着回天扬上班。晚上7、8点，忙完了手头的工作，又骑着小电驴跑回来，对一对数目，记上账。那丫头不用睡觉的啊？”

听着他的叙述，我心里颇有点不是滋味。琴姐平日衣着光鲜，很注重形象，干起活来竟比老工人还使劲儿。

事实上，为了留在南方生活，琴姐还有更拼的。

琴姐每半年要去献血一次，已经献2年了。她神秘兮兮地告诉我，新居民的积分与公办学校的入学直接挂钩：“献一次血，新居民的积分能加2分呢。总共能献5次，我只剩下1次了。”

琴姐的儿子上了私立学校，但她经济实力有限，将来女儿能不能进这所学校是未知数。未雨绸缪总好过临时抱佛脚。

“儿子上私立，已经让他爸说了好多回了。但怎么也比镇上的小学强多了，那里的学生根本就不学习。”琴姐想到了什么，语气里有一些很温柔的东西，“我儿子乖是蛮乖的，周末还会主动帮我洗碗、晾衣服，就是读书有点不上心。那小子啊，将来要是考个好大学，找个穿白衬衣的工作，不枉我花这么多钱。可别再像我一样混社会、混工厂了。”

这一瞬间，我对琴姐肃然起敬。我见过不少本地的新居民，对孩子的盼望就是多读几年书，不要当混混，将来进厂赚点钱好娶媳妇，就足够了。琴姐是见过世面的人，怎么奋斗，怎么从社会的最底层一步步爬上去，她再清楚不过了。

6

上个月，我去天扬公司的财务部。天扬公司已经易主，管理层大换血，公司内部的形势变得相当诡谲。

我溜进了底仓，发现琴姐正在电脑前忙活，找她签单的、填表的、核对生产计划的，一个接着一个。她几乎没有休息的机会，只能偶尔端起茶杯喝口水。

琴姐看起来苍老了很多。难得她素面朝天，可以看到她浮肿的眼袋，皮肤也暗淡了不少。原本个子就不高，腰微微弯了一点点后，整个人就几乎缩水了30%。

终于等到休息的空档，琴姐开始向我抱怨工作环境。前段时间，开发部弄错了工艺流程，厂长因此离职，新任老板却不肯再招人，似乎打算将这份细碎的工作分散到几个高管手里。

“资本家都是吸血鬼。”我摇头叹息。

琴姐说，她恨死这份工作了。她干过仓管，又升职到生产部，可车间里一有什么鸡毛蒜皮的事，工人们都来找她，她几乎干了半个厂长的活儿。白天累得发慌，晚上却整宿整宿地睡不着，脑子里都是入库单、返工单、工艺书、生产计划……即便如此，她还得干下去，天扬离不开她，她也离不开天扬开出的薪水。

前不久，琴姐的丈夫买了个大车跑货运，外债借了四五十万，没跑几趟就出了大事故，万幸捡回一条命。事故之后的法律程序漫长而又繁琐，中间的弯弯道道让他俩筋疲力尽。

“有时候想一想，这日子过的还不如坐牢呢。”琴姐咬了咬牙，将手里的记号笔远远地丢出去。她的手背上贴着一块白色的胶布，看来前不久刚去洗过文身。

世事无常，琴姐的前夫如果不捞偏门，她也不会当上大姐头，更不会有之后的那些破事儿。如果没有那些磨难，她也不可能到南方来，从一个小小的仓管员做起，在第二场人生里忙忙碌碌，过一地鸡毛的生活。我不知该怎样劝她，只好闭口不言。

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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