@马伯庸:1944年一开春,延安周围陷入了一片恐慌。
不是日本鬼子打了过来。如今已是1944年,八路军和新四军正摩拳擦掌筹备春季攻势,鬼子自顾不暇,更别说威胁延安了。
让民众陷入恐慌的原因,是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病。
延安东南有一个地方叫川口。开年刚进入二月,当地农民纷纷得了一种怪病。最初的症状是无精打采、嗜睡。短短几个小时之后,肚子开始难受、疼痛,不停地呕吐。开始吐没消化的食物,吐光了以后,就开始吐粘稠的苦黄水。有些人还会出现腹泻症状,排泄出同样颜色的液体。大部分患者在发病后一天内即会死亡。
更可怕的是,这个***呈现出向周围扩散的趋势,甚至隐隐威胁到了延安城。
***在陕北不算新鲜事,这里几乎每年都爆发几次大疫。光是政府认定的常见流行病,就有鼠疫、霍乱、天花、伤寒等 11 类。民众动辄死亡盈野,官府无能为力,反正只要人死得差不多了,疫病自会消退。
不过这一次,情况有所不同。
自从红军进驻延安以来,对于防疫工作十分重视,早在1940年就成立了延安防疫委员会,后来改组为边区联合防疫委员会。这个机构将整个边区划为五个防疫区,区下设分委,分委下设分组、分队,建起了一个贯穿延安城、县、区、乡的防疫体制,反应极为灵敏。
川口镇位于延安城东南,对口的医院是留守兵团卫生部、和平医院、医科大学三个机构。当地的***报告,被迅速地送到了和平医院的徐根竹医生案头。
徐根竹是福建龙岩人,13岁加入红军,在攻打连城时腿部负伤,转入救护队,一路跟着大部队走完长征,来到延安,在和平医院任职。他没接受过任何正规医疗培训,甚至没接受过正规教育,只在1939年参加过短暂的卫生学校高级班进修。不过徐根竹医生能吃苦,肯钻研,又有丰富的战场救伤经验,表现不逊于专业医生。
徐根竹接到这份病情之后,立刻脱口而出:“这是吐黄水病。”
这是一种在陕北存在了许多年的怪病。开春易发,一旦爆发,要持续到端午节过后才渐渐平息。老百姓根据症状,把它叫做吐黄水病,闻之色变。至于它的真身是什么病,一直没人知道。
恶客既然又来登门造访,徐根竹也只能提起精神,前去迎战。
他知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,对于***,最重要的是掌握第一手数据。于是徐根竹二话不说,立刻赶往川口。
此时川口的***已严重到了一定地步。徐根竹冒着风险调查一圈下来,发现川口镇下辖十三个村子大约500居民,染病死亡者已有70余人,平均每七人中即有一人死亡,死亡率惊人。而且这次吐黄水病的发病极为迅捷,比如白台儿村一共有36名患者,全部在一天之内死去。在另一个叫沙家河村的地方,甚至有病例发作后7小时即身亡。
如此之高的死亡率和发病速度,让徐根竹如芒在背。如果这个病持续下去,不知还要死多少人。如果不尽快从源头揪住吐黄水病的真身,搞不好整个川口会全灭,周围乡镇乃至延安城也要被波及。
徐根竹来到当地一个叫槐树庄的地方,为村民患者做了细致的临床检查,发现患者除了吐黄水和腹泻之外,还普遍出现腰酸腿痛,口渴,烦躁,四肢发冷,脉搏细弱而不规则,皮干发皱等情况,这很像是急性肠胃炎。川口当地群众喜欢喝生水,吃冷食物,很多人家死了牲口舍不得丢,会留下来当食物。如果肉放得太久发生腐烂,吃下去会导致急性肠胃炎。
不过这只是猜想,还需要进一步验证。眼下最要紧的,是先挽救患者生命。徐根竹一边向延安汇报情况,请求人力支援,一边以槐树庄为基地,继续深入调查当地人的饮食状况。
很快援军赶到,带队的是中国医科大学的教育长曲正,还有十几个医科大的学生。曲正和徐根竹一商量,决定给患者注射或吊生理盐水。
边区的医疗资源太过匮乏,对于急性肠胃炎最实用的措施,就是不停补液。曲正还带来了一小批强心针和伤寒霍乱混合疫苗,给身体虚弱的患者和健康村民注射,避免出现多种***叠加爆发。
这些举措很简陋,但在长期实践中证明十分有效。徐根竹、曲正带着医科大学生们没日没夜地奋战了数日,***终于得到了缓解。
但徐根竹并没有放松警惕。他在施救患者期间,顺便完成了初步的饮食调查,发现当地确实有不良的卫生饮食习惯,但在政府不懈的教育下,情况早已大大好转。再者说,这种多点同时爆发的模式,不太像是急性肠胃炎的发病规律。
如果不是食物本身有问题,那么会不会是食物遭到了某种污染?
徐根竹和曲正讨论了一下,后者也同意他的意见,指出很可能是微生物的毒素进入食物。
可进一步调查后,他们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川口的各个村子都是自给自足,从外界购入食物的量很少。如果是食物污染,怎么会那么多村子彼此独立地、同时遭到污染?
徐根竹又提出一个猜想:会不会是食物加工过程出了问题?他的防疫经验丰富,知道农村卫生观念差,很多加工食物的方法不科学。不同村子的食物来源也许不同,但加工方式一定相近。也许就在这个过程中,出现了污染。
他和曲正采集了一批食物样本,连夜送回延安,请边区医院院长马荔检验。马荔手里,有一具显微镜和几个培养皿,堪称是边区最豪华的实验室设备。他检验了食物样本之后,很快得出结论——肉毒杆菌。
肉毒杆菌是毒性最强的细菌之一,在世界各地都造成过巨大伤亡。它是厌氧型菌,所以多见于罐头食品及密封腌渍食物中。
陕北农民家家户户都要腌菜,头年秋天放进大缸里用盐渍上,上压大石,经冬之后,再拿出来吃。马荔正是在腌菜上,找到了肉毒杆菌的踪迹。
肉毒杆菌的芽孢,能在煮沸状态下扛3~4小时。当地人吃腌菜往往喜欢生冷食用,或简单蒸煮,很难防住这种污染。
徐根竹进一步发现,大部分吐黄水病的患者都曾出现过眼睑下垂的症状,这正是肉毒杆菌中毒的特征,因为它会导致神经末梢麻痹。
好了,***现在已经被控制住了,死亡率在飞速下降。真凶也找到了,只要教育群众少吃腌菜,或把腌菜加热蒸透,发病率也会飞速下降。对于医生们来说,算是大功告成。
但唯独徐根竹仍不满足,他还有一个疑问:为什么川口有些村子吐黄水病的情况非常严重,有些村子却没事,明明他们都吃同一种腌菜啊?
有人说,这还不简单?肉毒杆菌只是污染了一部分腌菜而已嘛。徐根竹却追问:肉毒杆菌为什么只污染了一部分腌菜?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污染到的?选择规律是什么?
徐根竹之所以这么追问,是出于一个医生的责任。陕北这地方太穷了,你让老百姓少吃腌菜,他们没别的可吃,到头来还是会吃,防不住。徐根竹常年扎根基层,知道防疫既要尊重科学,也要结合实际情况。他曾经下乡宣传要勤洗衣服,减少虱子,结果被农民怼。农民说我知道虱子传播疾病,但我们只穿得起劣布衣服,不洗的话,一件能穿几年;多洗洗,三个月就坏了,比起得病,我还是留着衣服吧。从那时候起,徐根竹就知道,要设身处地从百姓感受出发,否则防疫效果会大打折扣。
老百姓必须要吃腌菜,这是当地经济条件决定的。那么要彻底根除吐黄水病,就必须切断肉毒杆菌污染腌菜的传播途径。
此时延安周边的柳林、金盆、河庄、丰富等地,也陆续出现***。委员会见川口这边暂时平息,就把徐根竹等人撤回来,派去别的地方支援。徐根竹临行前,交给马荔一张自己手绘的川口地图,上面标出了当地染疫和饮食的各种情况,叮嘱马荔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。
马荔也是个极为负责的人。他对着地图反复研究。有一天,他研读报告时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:当地老百姓讲,这个吐黄水病存在好多年了,开春爆发,端午即消。
马荔很好奇,为什么这病和时间关系如此密切,有什么内在逻辑吗?于是他决定实地走访一下,前往川口做了一个多礼拜的调研。其时陕北风沙很大,调查极为艰苦,马荔返回延安时,已经被吹得满头黄砂。
但他极为兴奋,因为吐黄水病的谜,终于被解开了。
川口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,以山地为主。村子随地势分布,有高有低,最高的红旗山庙安村,海拔有1200米。马荔实地走访各个村子之后,结合徐根竹的地图总结出一个特点:凡是处于上风口的村子,吐黄水病就发作得厉害,凡是在背风口的村子,发病就少。
难道说,真凶竟是风?
马荔解释说,肉毒杆菌这种细菌,会以芽孢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土壤中,在干燥环境中可存活30年以上。
陕北位于黄土高原,大风从冬季要持续到农历五月,动辄扬得漫天黄尘。黄土中的肉毒杆菌芽孢,就这样被大风带进上风口的村子,落进腌菜缸中。陕北腌菜的时候,不盖盖子,缸上面只压着一块大石头,极易被污染。腌菜缸是肉毒杆菌最喜欢的环境,一落地即开始生长繁殖。
恰好这个季节没有新鲜蔬菜,村民被迫大量食用腌菜,吃到污染菜之后,便会发病。到了端午之后,风沙小了,新鲜蔬菜陆续上市,腌菜吃得人少了,发病率自然就下去了。马荔搜集了一批川口的土壤样本,在其中检验出了大量肉毒杆菌,足以佐证其理论。
他把这个发现报告给了防疫委员会以及徐根竹。徐根竹仍旧没有停止探索,他循着马荔这个思路,进一步调查发现,扬尘所带来的肉毒杆菌芽孢,不止是会污染腌菜,也会污染水源。
川口当地有两河口河、小李渠河。大风一来,会给河面带来大量黄土。群众虽然被政府教育要吃开水,但陕北燃料匮乏,他们打上河水来,只加热到七八十度就饮用。这个温度,不足以杀灭芽孢形态的肉毒杆菌。
至此,吐黄水病终于在世人面前呈现出真实面目。
徐根竹据此撰写了《延安县川口区三乡防疫工作的报告》,刊登在了《解放日报》上面。而防疫委员会迅速做出指示,要求各地对症下药,切断吐黄水病的污染环节。
一场大疫,就此消弭。而在此后,吐黄水病很少再有大规模爆发,悄然退出了威胁陕北人民生命的烈疫之列。
传染病的传播,教科书上会介绍其一般规律。但各地风土人情的不同,导致传播途径千变万化。幸亏徐根竹医生和马荔医生都具有打破砂锅的钻研精神,能设身处地从群众感受出发,才顺利解决这一次危机。
在当年的延安年度卫生表彰大会上,十几个农民拎着鸡鸭、牵着猪羊突然闯入会场,自称是川口槐树庄的,指名要选姓徐的医生,说要感谢救命之恩,一时传为趣谈。
徐根竹医生在46年出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院长一职(后来改组为西北野战军第二野战医院),拖着伤残的一条右腿,率领医院辗转于陕北各地,一直奋战在第一线。1947年10月,第二次榆林战役爆发,徐根竹在榆林城外的三岔湾村设置野战医院,不幸遭到敌机轰炸,壮烈殉职,享年只有……31岁。
他的墓碑,至今仍在榆林烈士陵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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