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｜周航 邱瑜敏

编辑｜王一然

“不如有张好嘴”

做红娘一年多来，鲍近什么要求都见识了：一个做红酒生意的男孩，要求对方一定要“口齿伶俐”；96年的男孩在同龄人中算得上能干，又做司机，又卖二手车，还开了家美容店，但点名只找“属鼠”的；一个93年出生的女孩是入殓师，要求找个胆大心细的男孩，最好是**、法医。

更过分的要求也有，一个70多岁的老头要求找个“没三高”、“有工资”的老伴，还得先免费当三个月保姆，合适了才能做伴侣。

县城里的媒婆不好干，鲍近要应付的场面有点多。帮两个语言障碍人士相亲，男生算能说一点，但“乌拉乌拉听不清楚”，女孩只能用手语，一下午把她憋得心脏都难受。她也帮两个智力障碍者相过亲，在店里看到两个孩子她愁得慌，不知道他们以后怎么生活，但还真给他们看对眼了，“两家大人可满意了。”

在社交平台的个人账号里，鲍近代入多方角色，还原了当时场景：两个智障孩子的相亲过程里，男孩妈妈问儿子，“跟你说个媳子，你看行不行？”鲍近加粗声音，用力点头，又模仿男孩声音回答，“行，你说行就行。”男孩妈妈说那你拉拉手，男孩实在地把女孩手一逮，就往怀里揣，丫头陪着来的是妈妈跟嫂子，问她，给你找个对象行不行，丫头也重重地点头。

在江苏北部东海县，鲍近是这儿最有名的红娘。繁忙的春节，她开在县城的婚介总店一天能有近300人报名，店里同时有5对相亲者在谈，到时间不得不打断，赶紧安排下一对聊。

深夜，红娘们还忙着将人员信息输进系统。相比互联网相亲平台费用动辄上万，这里收费低廉，男生报名费200元，女生100元，贫困户、残障人士和上门女婿免费，相亲成功的，男方再支付三千报酬。

让这家婚介所格外不同的是老板鲍近，她今年37岁，一头短发高高蓬起，两侧收拢，看起来十分干练。这一年多，她在个人视频账号里讲述各种相亲故事，语言生动、接地气，甚至有些一针见血，比如谈男人情商高有多重要，她说，“好胳膊好腿，不如有张好嘴。”在接受上万人报名相亲后，鲍近得出这个结论：男孩如果情商高，那就不愁对象。

“有的男孩家里，真的穷剩三间破瓦屋，媳妇找了好几个，真是尿罐子镶金边最好；有的男孩家里是有房有车，老实本分，乖乖，就一个，世道变了，越是老实本分的，弄个媳妇那是比登天还难。”某天临睡，她在床上随口说上这么一段，底下评论一百多条，都说“有道理”、“句句实话”。

鲍近的观察里，会哄人的男性年纪再大都招人稀罕。她曾介绍过一次见面，老头***岁了，一见面就给女方递上奶茶、暖手宝，并保证“不用干家务，***都不用洗”，桌子另一边，57岁的大姐感动得一通哭，看架势当场就要答应，但见面回去后，大爷说，其实没看中人家。

不像许多交友软件靠大数据匹配，鲍近这里还是沿用传统方式：系统只用来筛选房产、身高、学历一类基本条件，红娘们决定谁跟谁相见，她们会打电话核实信息，给两边发过去照片，双方都认可就能安排线下见面。

令红娘们头疼的通常是那些沉默的男方，有人半天不说话，也不正眼瞧对方，坐那一个劲抠指甲盖，经常地，倒是两边妈妈一见面就热络起来，“跟初恋情人几十年没见一样”，“左一个大妹子，又一个她大姐的”，拉上手就不撒。

接触久了，鲍近发现，这样的男孩“基本上做妈的都特别强势”。她和一个男孩私下交流，发现其实对方也愿意说，问他为什么相亲时不讲话，男孩则说，他以前一说话妈妈就说闭嘴，“哪那么多废话”，慢慢地，就变得不愿意说话。对这样特别闷的男孩，鲍近也有自己的办法，介绍不爱讲话的女生认识，“把两个都不太爱讲话的凑到一块，谁也不会觉得谁闷了。”

这跟鲍近年轻时的很不一样，那时候女孩们也没见过世面，要有个老实的男孩，村里的媒婆早就介绍对象了。如今，连女孩都要“会来事”，这指的是能言道、精明能干，“越老实本分的吧，还就谈不上好男人，越是疯疯癫癫，天天东窜西拉的，乖乖，老婆婆老公公把她当个宝伺候。”

“世道真的变了。”鲍近感叹说。

鲍近婚介所一门店照片 讲述者供图

婚恋阶梯

鲍近是个天生的生意人，中专毕业跑去南方沿海打工，从小超市起步，卖过MP3、定位器，开过网吧，做过汽车美容，后来转战河南，因为买房找不到中介，索性自己开了房产中介公司。

大概五年前，她在老家东海县也开了房产中介门店，客人总说，自家孩子到结婚年纪了，让她帮帮忙，最初就是这样“义务”做红娘。一年多前，她回到老家东海定居，正式开了相亲门店，也是因为妇联朋友说，现在单身多，离婚率高，建议她做项半公益的事业，“适当收个成本。”但市场需求远超想象，很快分店开出50多家，覆盖当地所有乡镇。

来这报名的，都直奔结婚而来，紧迫感超乎鲍近想象，“一来都说，你快给我找个，我岁数大了要结婚了。”有孩子不肯相亲，父母愁得半夜给她打电话哭。如果互相看上眼，基本谈一两个月就订婚，最慢不超过半年。

去年，鲍近本人受邀的婚礼大概有50场，她太忙了，只参加“家庭特别贫穷的”或者“家庭特别优越，当地有一定势力的。”

大部分成功案例里，男性综合条件要稍高于女性，社会学里的婚姻梯度匹配理论，即“男高女低”，在这里得到了印证——红娘这么挑，成功案例也证明如此。比如一对成功案例里，男生是公务员，在县里有房有车，女生是老师，但名下没自己房子。

站在阶梯最顶端，是那些经济条件出众的男性，多数父母做生意，受家庭荫护，资产殷实，在县市有几套房子。最好工作的则是公务员，这种偏好可能是全国性的，但在东海县，一个男孩考上公务员，鲍近说，意味着他能找到“家庭条件远远好过他的女孩”，因为稳定、离婚率低。

这些条件优越的男性，即使明面上不说，实际选择通常也最看重女性外表：个子不能太矮，身材要好，最好父母有正经工作，学历要求倒不算特别高，大专以上就行。尤其是做生意的，“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就图长相。”在这个农村人口占比近半的县城，漂亮指一种传统的美，而不是“浓妆艳抹”，“穿那种低胸装乱七八糟，男孩基本上都不满。”

当地婚恋市场上，女性越年轻，也越有择偶空间。鲍近说，条件优越的男生，“都是找小5岁以上的。”店里来过一位做批发生意的大爷，60多岁了，年收入80万，开口就点名要找 35到40岁之间的，“必须生一个孩子。”大爷能接受离异者，但不接受丧偶的，这也是普遍偏好，“都排斥丧偶的。”

最后，鲍近帮忙找到了50多岁一个大姐，不完全符合要求，但大爷也认可了。这也是常有的事，起初人们总是列出条条框框，实际看对眼了，也可能什么条件都不顾了。

但阶梯底端，那些穷男孩是真的不好找对象。他们通常出身农村，一家都靠打工糊口，性格上还老实巴交，很多过了30岁还没找到对象，因为鲍近收费低廉，来报名的也大有人在。有的身有残疾，只能提最低限度要求，“只图生个孩子，能做个饭，煮面条不坨，烧米汤不淤锅。”

鲍近能介绍他们的，通常是离异或二婚的。即使听起来很残酷，但在当地，女性有过婚姻经历会被视作“价值受损”。这些女性提的要求通常也会降低，不求新房，“在农村有自建房都行。”不过10万彩礼基本都跑不了。

有时候，红娘也会靠这一点劝说女性接受现实。前段时间，鲍近就遇到求助，一对年轻人，女孩是本地高中老师，男生做消防工程，在当地也算有经济实力，相亲认识14天就闪婚，女方怀孕了，双方家人事后知道，矛盾滋生，女方打掉了孩子，递交了离婚申请。两边都找到了她，女孩哭得稀里哗啦，说父母知道对方父亲出轨过，觉得“上梁不正下梁歪”，男孩则认为自己被欺骗了感情。

鲍近倒不维护所有婚姻。这个白手起家的女商人赞赏女性的独立，经常有女粉丝问，离婚后要不要复婚，她的回答是：“拼命挣钱，死命挣钱，让自己生活过好一点，每天出门穿个漂亮的衣服，画个淡淡的妆，花香自然能引来蜜蜂采。”

但当两家人找上门，鲍近还是想着再撮合一下，她跟女孩说，离婚后就算离异了，“不管你是短婚还是怎样，男方家条件稍微好点的，人家不会选择你。”后来，离婚冷静期过了，俩人也没离成，大概和好了。

大部分女性都可以找到对象，“是个傻子都能嫁出去”，也有一些例外，鲍近说，“女孩能剩下的基本上就是特别挑剔的或者特别优秀的，要不然就是二婚的。”

尤其那些高学历女性，说起她们，鲍近连连摇头，“真是头疼，都处理不掉愁得慌，这样的女孩很难帮她匹配。”这些女生并不要求男方学历匹配自身，本科乃至大专学历都可以接受，但鲍近说，这些（硕士）研究生甚至博士生，“把里面的门门道道要给你掰扯清楚，辩论头头是道”，这通常让男方觉得很头疼，所以不好相亲成功。

听起来并不“政治正确”，但在东海这个小县城，高学历女性面临的处境就是这样的。临近东海县的徐州市，有女生专门组织了“本硕博高知相亲交友群”，她总结性地说，“（高知）女生不好找，男生好找。”

鲍近婚介所一门店 讲述者供图

代价

事实上，男孩们找对象正变得越来越难。

前些天一个夜晚，鲍近拎着包打算下班，还没走出店，被一对母子气势汹汹拦住了，一问，果然是来倾诉丫头要价太高，要东海县里买房，又嫌弃车不好，要换新车，都东借西凑满足了，之前订婚谈好了给10万彩礼，现在又要多了，“人家小妹订婚18.8万，说低于这个钱丢人了”，实在没办法，男方从镇上专门跑到这来求助，看她能不能找女方通融通融。

关于不同时代婚恋难度，鲍近做过一个总结：70后的男人，蹬个自行车就能娶到媳妇，有三间瓦房都算豪宅；80后盖个大平房、走廊屋，家里有辆拖拉机也能找到媳妇；就是90后难找，女方要求男方城里有房，工作还得好，父母不能太老。

如今，结婚的代价昂贵到普通人负担不起。东海县城房价一万出头，首付大概50万，退而求其次，在镇上买房，首付也得二三十万。作为对比，东海县经济在苏北地区较为靠后，2021年人均GDP6万出头，大概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/4。这里最有名的是水晶业，一个普通打工者月收入也就是三四千。

鲍近说，这两年很多女孩做直播卖水晶，起码能月入一万，社会恋爱观似乎也没以前那么传统，经常能看到四五十岁的男性，跟一个二十多的女孩，这也让许多年轻男孩更难找对象 。

除了房子，彩礼是最大的门槛，在东海县，至今保留着一套复杂的传统，两人相中了，给女方的见面礼要一万一，再赠予三金，之后女方去男方家“认识门”，要给10万元，订婚时再给10万元，结婚时还有上车礼、下车礼，“全部下来最少要30万。”在这些繁琐过程中，两家人闹掰了，经常因为还多少彩礼造成***，鲍近要求双方家来门店签协议，写明彩礼具体，规定如果没结婚需要返还。

鲍近曾在浙江沿海生活多年，这片经济更发达的地区，人们思想更为开明，鲍近说，哪怕男孩条件稍微穷点，小孩只要很有本事，女方父母也不会多做要求，但在东海县，哪怕学历再好，车房还是要必备的。

男性寻找对象的种种不易，根源是严重的性别失衡。今年2月，江苏徐州邳城举办一个相亲大会，男士排起长队多达百人，女士则只有5人，邳城民政局回应媒体关注说，当地确实存在适婚男女比例失衡现象。

一篇2007年发表的硕士学位论文称，徐州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始于“七五”（1986年-1990年）时期，偏离了正常值；“八五”期间逐步上升；“九五”时期进一步上升，达到138.91。2005年全国抽样显示，出生性别比达到119，男婴人数超过女婴人数19%，严重偏离103-107的正常范围，而徐州失衡程度还要高于全国。

在徐州，性别比失衡又以下面的县城最为夸张。29岁的王成从中看到了商机，他今年从杭州回到老家徐州，正在试图做一个线上相亲平台，目前还处于招人进微信群阶段，他说，“如果要办一个活动，有三五个女生愿意出门，就起码有十个男生愿意过来参加。”

东海县所在的连云港，以及徐州、宿迁、淮安、盐城等几个城市位于江苏最北部，因此被称为苏北，相比富庶的苏南，这里经济较为落后，文化上亦更靠近北方，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这里影响深远。鲍近记得，小时候村里有人家生了男孩，会办的热热闹闹，生女孩干脆不干了，有两个弟弟的她感触深刻，她成绩好，但没有机会读大学，反倒是两个弟弟父母要供大学，但没考上，甚至连吃的东西都有差别。

如今，这些曾经为生儿子高兴的家长，正在付出惨痛代价。用鲍近的话来说，“不生一夜愁，生了夜夜愁”。这也是鲍近见到的乡村最残酷的一面，昂贵的彩礼逼迫着男方父母欠下一***债，“有的60多岁了还在卸水泥。”彩礼在乡村尤其昂贵，多位徐州市区的年轻人说，当地市区彩礼一般不超过10万块，但到了县里面，可能就要抬到18.8万了。

至于彩礼的去处——极少数情况，女方家庭收了不会返还，“农村里100个肯定能挑个10个8个”，但更多地，彩礼会由女方带回到小家庭，女方家庭还会额外添上嫁妆，通常是一辆汽车，已经有车则添现金。

尽管如此，女方对彩礼并不会让步，如果碰到男方经济条件不好，或者对方家里不止一个儿子，只会要得更多，用鲍近的话来说，“越穷越要。”

这也是作为红娘经常要操心的事，前段时间，鲍近就忙着给一对年轻人做工作，男孩三十多岁，工作尚可，做会计，但因为还有另一个没结婚的弟弟，女方非要在买房基础上，再要40万彩礼。“说弟兄两个就得多要，买了房我要给你还贷款，生了孩子你（家里）也没时间给我看。”

男方妈妈为此急得“淌虚汗”，“手心都要抠烂了，抠完手心抠大腿”，儿子却一点不吭声，全程不参与，默默站在了未来妻子一边。聊了好几天，鲍近总算让女孩松了口，“少要了几万块钱。”

但更多的时候，红娘们也帮不上忙——女孩的心态是不给就拉倒，男方父母就算贷款也只能给。“就这个世道给弄的，那时候家家都想生儿子，这年头生儿子都生愁了吧，愁死了都。”鲍近又一次感慨道。

（文中王成为化名）

来源：极昼